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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我的一束光》:共同体叙事与扶贫题材电影的新可能

  由云南电影制片厂出品的电影《你是我的一束光》对云南大理、怒江等地的真实扶贫事例进行改编创作,通过类型化的创作手法,将原本枯燥的扶贫题材艺术化地编织到个体、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网中,形成强有力的情感场域。

  同时,以层层递进的共同体叙事逻辑,完成了从社会——生态——家国一体的认同构建。影片在共同体叙事的关照下,从点出发,以传承为线,将“多元”和“一体”弥合于悄然之间,打造了扶贫题材电影的新可能。
  如果说早期的云南题材电影如《阿诗玛》《五朵金花》等文本以丰富的少数民族资源与鲜明的政治宣传,成功地打造了观众对于云南的边疆想象;那么近年的《一点就到家》则是在国家“扶贫”的时代背景下,在传统与现代的冲撞中,以咖啡、乡村快递、方言、年轻人等元素为观众提供了云南真实的乡村风貌。
  而《你是我的一束光》作为云南省的重点影片,尤其是在上述影片收获好口碑之后,如何探寻新的可能性,把握好国家意识形态话语、描摹好云南影像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精神等,都成为对导演和主创团队的考验。
 
 
  社会共同体:女性力量的彰显
  《你是我的一束光》又名“新五朵金花”,影片以男主人公穆随心的故事开始,用音乐作为线索串联起云南乡村中的五个女性组成女团,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作为主线,在此过程中展开对其他四位女性的书写,可见女性是本片所另辟的视野。而从以往的主流电影来看,女性的力量鲜被提及,不难发现的是,这一变化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近年来,无论是在综艺、还是在影视剧方面,女性逐渐得到了展露的空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一现象也反射出现代社会中女性从“被观看”到“对等”的状态。
  《你是我的一束光》正是抓住了现代社会的热点,强调女主人公彭彭、村委会第一书记晓琳、村主任段文红、村卫生所医生鹿鸣、村演出队队员何雪雁五位女性自身的人格魅力以及对本村所作出的贡献。这也从另一层面映射出女性作为社会共同体中的一员,其力量的输出逐渐被认可。

  在人物塑造上,电影中的五位女性分别有着五种不同的性格。女主人公彭彭形象中性干练,这样的人物塑造符合了其丈夫是扶贫烈士的背景设定,失去丈夫的彭彭跟着婆婆、女儿一起生活,并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必须当爹又当妈,同时还要承担着逝去丈夫作为儿子的那一份责任。
  村主任段文红同样是干练的女强人形象,而这样的形象又与其唱歌跑调、因紧张而昏倒、为农户的牛患病而痛哭等性格细节形成较大的反差萌。
  晓琳虽作为村委会第一书记,知性的同时,也会为爱情的追随而烦恼;露鸣虽在表面上虽展现出柔弱的形象,但性格坚韧,专业能力强,对爱情又保有着独立的自由;雪雁作为演出队的队员,开朗大方的性格以及传统服饰的加持,在一定程度上彰显着云南少数民族人民善良、可爱的人格光芒。
  这五朵金花或是有着独挡一面的工作能力,抑或是有女性本身所散发的光芒,她们普通,又氤氲着不普通。电影多次展露这些女性在乡村建设中的力量,同时,也将女性这一群体放置到了与男性对等的位置。

  彭彭丈夫虽然在本片中没有过多地影像描述,但其扶贫精神却贯穿了整个电影。主人公穆随心在对彭彭不断深入了解的过程中深受彭彭人格魅力及经历的触动,传承了其丈夫的扶贫精神传承,而穆随心的出现,也将彭彭从长年累月的压力深渊中拯救了出来。因此,与其说两人是爱情的结合,不如说两人是精神上的相互救赎。
  与此相反,段文红和她的丈夫则是相辅相成,段文红之所以对乡村的建设雷厉风行,其背后离不开丈夫对她的支持。在晓琳与鹿鸣的形象塑造中,虽着重突出两人在工作上对本村的贡献,对晓琳的军人男朋友及露鸣的追求者——乡村教师并未过多提及。
  但军人和乡村教师作为社会建设的中坚力量,此种设定也暗含了女性与男性在社会建设中的对等关系。此外,在暴雨中扛水泥的这一段戏中,女性同男人一样,敏捷地扛着水泥,这一场景设置可以说是导演对“平等性”赤裸裸地呐喊。
  电影艺术为观者提供某种程度上的具身体验,并透过影像将创作者的意识与欣赏者能动性地艺术创造连接起来,进而促成某种共识或思考。本片对女性力量的重申,打破了现代社会中的性别焦虑,女性不再作为“附庸者”或个别英雄式的存在,而是拥有独立人格、自我体认与情感的鲜活个体。
  早在1868年,马克思就肯定了美国“劳工同盟”代表大会平等对待女工的这一做法,并由历史出发,指出“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1】,从原始社会到现代社会递进的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方式逐渐使得性别分化,又由于生理上的差别,劳动的分工及生活资料的积累等都逐渐导致女性和男性之间地位的不对等。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男尊女卑观念更是根深蒂固,甚至至今还影响着部分人对两性关系关系的认知。而历史实践活动向我们表明,女性的社会参与活动所带来的无论是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还是在促进社会氛围和谐上,都有着不亚于男性的表现。
  “共同体是老的,社会是新的”【2】,《你是我的一束光》用现代化的视野,赋予五朵金花不同的职业与性格,从另一侧面肯定了女性的高社会参与度。在每个人格魅力的背后,是观众对女性力量的再认识;在各领域性别平等的认同意识的背后,是社会共同体的再生。

  生态共同体:人与自然的命运“共生”
  云南作为著名的风景旅游胜地,自然风光自然成为云南故事中的亮点。《你是我的一束光》除女性力量的现代重写以外,还以一座座山脉、一条条山路、一片片花海等铸就了诗意的美学风格。更为重要的是,在导演的镜头下,景观不仅仅是纯粹的风景呈现,而是被赋予意义。
  电影将人放置到特定的自然环境中,形成特定的生态场域,此时的自然环境与人相作用,导演把镜头对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从人出发,将自然作用到人的情感生成上,模糊了人与自然的距离感。而观众的体认与感悟也得以在或诗意、或恶劣的自然影像中升华,延伸出一定的生态思考。
  在谈及这部影片时,王一川说:“在影片的讲述中,孙雨桐和彭彭,以及他们伉俪周围的人们,都是那样热爱自己生长于斯的土地,并且愿意为它而真诚奉献自己,就像片中多次呈现的漫山遍野的紫红色狗尾巴草,那样平凡无奇而又那么灿烂动人。”【3】可见,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在特定的情境下生发出更为动人的力量。
  当长镜头随着歌声逐渐拉长,飘过村庄、飘荡在云南大山深处,新生婴儿的啼哭声同样回荡在山间,新生的小金花似乎成为某种希望的象征,延续着大山的生命力来到人间。
  此外,在电影悲剧达到高潮时,导演选择将女主人公积累已久情绪爆发在一片花海当中,此时的花海不仅仅是美景的呈现,更是蕴藏着自然深处的力量,成为女主人公彭彭自我的疗愈空间。
  跳出爱情、扶贫故事线,单从男主视角来说,云南这一生态空间同样成为其自我追寻与被救赎的心灵圣地。而两次出现的山洪,从另一角度阐释了大自然的力量与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可见本片中个体的命运、情感与自然生态休戚与共。
  我国传统儒学里就强调“天人合一”,这种“共生”的意识延续到现在,成为生态共同体的哲学基础。美国著名生物学家马古利斯同样认为,共生可推动进化。无论是疗愈空间、人与自然的相处、还是与自然融为一体的音乐......人或多或少地都在自然那获得力量,自然也在人化的基础上成为某种鲜活且令人敬畏的生命体。
  可以说,《你是我的一束光》为现代社会的人打造了一个诗意的生态想象,并在自然、生态中实现情感的升华与传承,片中人物的苦难与生命、爱与牺牲等流转到观众感性认识中,一并成为一个共生性、内在性的共情场域。而这部分情感作为基础,进一步将个体命运、社会、生态、与国家等连接起来,为聚合更高层次的认同提供了某种可能。

  国家共同体:多元一体的认同“共建”
  “国族认同的同一性在全球化、现代化以及文化多元主义中遭到消解,因此需要建构一种少数民族与汉族共同参与国家民族历史的共同体叙事。”【4】
  穆随心作为一个“外来者”,深入到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以组“乡村美人”女团为主线,音乐则作为叙事推动力,用现代化的方式,模糊了少数民族族群的特征,在“去陌生化”的同时又在地缘与民族风情上强调了某种“在地性”,在此基础上致敬扶贫这一国家民族的历史事件,完成了“个人化叙事”向“国家化叙事”的转变,进一步与观众“共建”出多元一体的国族认同。
 
  微观叙事自有千钧之力,从题材选择来看,《你是我的一束光》很容易掉入以往扶贫题材电影的意识形态叙事陷阱,即注重强调扶贫干部如何带领贫困人口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与展现中国方案等。
  但导演巧妙地做了类型化的包装,将扶贫故事暗藏在一段爱情故事的背后,从小人物的普世情感出发,把少数民族、自发返乡建设的扶贫工作者对生长于斯的乡村的建设工作囊括进来。

  更为重要的是,影片并没有将浓郁的民族元素做奇观化的处理,而是将其从地缘性的“边缘”逐渐转向叙事话语的舞台中央,参与到电影的主题建构当中。少数民族服饰、婚礼和少数民族歌曲浑然天成地嵌套,成为凝聚中华民族文化认同重要文化纽带。
  一方面以少数民族为表现对象,丰富了我国电影话语,另一方面又通过电影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化不仅作为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拥有着和而不同的美,进一步阐释了家国一体的价值观。
  此外,影片在结尾部分,小学生与新老五朵金花登台表演时,同一首歌与不同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而此时台下的观众同样选择了来自不同职业的、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的人,高度彰显了祖国各民族一家亲的意识形态话语。
  伴随着由生活所感而来的歌声,荧幕上无声地浮动着扶贫干部的名字,使原本外在于当下的历史事件转化为内在的心理认知与情感事件,促进个体内在性的精神接壤互动,如涓涓细流慢慢渗透开来,观众在对共同体叙事的认同中,构建起新时代的国家认同观。
  共同体美学所强调的交融性、对话性、平等性的思维逻辑在《你是我的一束光》里显而易见,其通过个体与社会、自然、国家;少数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交融,探讨了性别、民族、生态等层面的对等。
  其次,恰如文化研究学派代表人物雷蒙德·威廉斯曾提到的那样,真正的传播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上。
  影片用层层嵌套的叙事逻辑,完成了云南文化多样性与云南人的内在精神文化的有效输出,在想象界构建了多维的共同体想象,聚合着多方异质的力推动现实界中实体的发展。
  尽管《你是我的一束光》在男女主人公前期情感铺垫这样的细节上略显不足,但不可否认的是,影片在共同体美学的深层关照下,以“人”为本,在饱蘸情感与生命力的个体叙事中,满足了现代观众的情感期待,寻找到了国家政治话语与观众对接的枢纽,为扶贫题材电影获得市场认同提供了新的可能。
  在全球化与互联网化交互发展的今天,此种新的表达或许不失为民族话语表达与民族文化传播的一条新路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6页.
  [2][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3]王一川.《你是我的一束光》:人性深层颤动与地缘内生力的闪光[N].中国电影报,2022-2-23(2).
  [4]贾学妮,饶曙光.共同体视域下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认同问题[J].当代电影,2021(12):8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