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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滇西北高原与丝绸之路
  [摘要]丝绸之路是古代起始于我国而向外延伸连接欧、亚、非大陆与海上商业贸易的古商道,形成一条绵亘万里、辽远广阔的国际性经济带,从而推动了丝路沿线各国各民族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同时也促进了这一广阔区域的文化大交流、大融合。古滇西北高原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开辟茶马古道,融入世界经济文化大潮中。以纳西族东巴文化为代表的民族文化参与东西方文化交融、互学互鉴,茶马古道上所创造的商业贸易旷世奇绩,证明在我国丝绸之路时代,古滇西北地区在经济文化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丝绸之路;商业贸易;经济;文化;宗教;东巴教;马帮;茶马古道

 

  古代滇西北高原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其与境外通商虽然道路险阻、条件恶劣,但终究成为现实,商业贸易活动极其活跃,同时文化交流也很频繁,且渊源幽深、历史悠久。古滇先民以马帮为运载工具所开辟的茶马古道即南方丝绸之路,与我国北方的陆上丝绸之路遥相呼应。在这一经济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过程中,确有许多历史现象、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探讨和借鉴。
  一、南方丝绸之路与纳西族东巴教始祖丁巴什罗
  丝绸之路是我国开创的古商道,在它形成的经济带上除了商品物资的流通、贸易往来,文化的输出输入绝对是一重要内容,不同地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这里碰撞、交流、融合、互学互鉴,进而互渗、共存、共荣。早期的佛教以及其他世界原始宗教文化就对古代滇西北地区各民族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纳西族的民族宗教东巴教在形成过程中就吸收了世界其他宗教文化的因素而趋于成熟,突出表现在它的始祖丁巴什罗的来龙去脉是一种幽深有趣的文化现象。此神格是东巴教外来神祗体系的核心神格,而此大神并不是纳西族固有的人或神,它又是怎样被纳西族东巴奉为至圣祖师的呢?
  据文献记载,自唐代以来,纳西族与吐蕃(藏族古称)接触频繁,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均有交往,宗教文化也深受藏族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渗透,唐以后尤甚。东巴教的始祖丁巴什罗实为藏族本教的创始人。“丁巴”,藏语意为“智慧”,“什罗”意为圣人、智者。纳西族称其为“东巴绍勒”、“丁巴绍勒”;藏族称其为“胆巴辛饶”、“东巴先饶”等。他的生平事绩,在用纳西东巴象形文书写的东巴经书、藏文本教经书以及国外的本教典籍中均有大量记载,在纳西族民间和东巴中也有极丰富的故事流传。在东巴教中有专门超荐他的大道场——“什罗务”道场,有专门为他设计创造的东巴舞、东巴音乐以及东巴绘画。在纳西族的文化艺术、日常生活乃至整个民族传统文化中,丁巴什罗这一神格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根据大量东巴经记载和纳西族民间传说,丁巴什罗的来历总括起来有两种说法:一说他来自西藏,可能是藏族喇嘛,东巴经书由他带到纳西族地区;还认为他原住在拉萨附近,因与红教喇嘛斗法失败始创东巴教 。另一说认为丁巴什罗来自印度。这两种观点都不无道理。
  将丁巴什罗这一神格形象与古印度吠陀神话《梨俱吠陀》中的主神帝释(或因陀罗)相比较,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相传帝释从其母胁间出生,在母腹与兄弟发生口角;丁巴什罗也出自母胁,在母腹里便与母亲对话。帝释出生后被兽魔盗走,后又由该兽魔找回,帝释最后战胜兽魔;丁巴什罗出生三天后也被恶魔抓去惩治,最后他降服了恶魔。帝释在古波斯神话里是一尊恶神,而在古印度吠陀神话中却被视为最善的守护神;丁巴什罗是本教和东巴教的圣祖,而在佛门弟子(指藏传佛教)眼里也是一恶神。二者的境遇何其相似!在超荐丁巴什罗大道场里所使用的“神路图”的最后一幅画叫“亨迪俄盘”,藏语称“尼玛俄蕊”,这就是“佛”,而“佛”传说在印度。超荐丁巴什罗的送魂路线与一般俗人不同,先将其亡灵由西南送往西北纳西族祖先发祥地“米利戛迪崩”(意为大雁起飞的地方,相传在今青海湖边),之后还要将其亡灵再送到一个叫“久阿堆”的地方,纳西族人通常认为这个地方指的是印度。这是丁巴什罗及其弟子魂归西天时绝对不能更改的路线。虽然有的东巴认为丁巴什罗来自西藏,但为他送魂时又没有提及西藏,终极点不是西藏,而是“久阿堆(印度)。东巴教的众神之山居那什罗神山是丁巴什罗的居住地,而此神山据传在印度。路经滇西北高原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的其他民族也称印度为“毒”或“身毒”。所以纳西族人说丁巴什罗来自印度有一定根据的。丁巴什罗又到过西藏传播本教,纳西人说他来自西藏也有根据。
  二、本教的传播及其文化背景
  西藏本教人士与国内外学者对丁巴什罗有深入研究,这一神话人物的踪迹还不仅仅在印度和我国西藏,还有更深远的文化内涵和背景。滇、川、藏三省区以及国外本教人士认为丁巴什罗不是藏族人,把他的踪迹推测到伊朗高原、克什米尔,以及西藏与新疆交界的象雄一带地区,甚至认为他与西亚、埃及、地中海文化有联系。古代本教不但在伊朗高原一带传播,在地中海沿岸和古代印度也有踪迹。至于本教传入我国的路线和历史,从我国学者王治来对中亚文化的研究中也可寻找佐证。他认为:“这个地区(指中亚)在历史上同中国、伊朗、印度、西亚、希腊、罗马、西欧以及欧亚草原的各民族,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海路开通以前,中亚是东西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方文化接触之地和传播的渠道,有的称为‘文明的十字路口’。”而在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间,“中国文明和印度文明的扩张导至了中印半岛上的一种多少类似于文化共生的现象,这些广大的文化区域不仅为商业提供了媒介,而且也为思想、技术和制度的传播,首先为各个大的世界性宗教的传播提供了媒介。从佛教开始,后来接着就是琐罗亚斯特教(即太阳神教、拜火教、袄教——笔者注)、犹太教……宗教变成了欧亚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统一纽带,既在宗教上,也在政治和文化上起了重要的影响”。 前苏联学者库兹涅佐夫则认为古代中国西北部的月氏族起源于伊朗的游牧民族,本教是由他们带进中国来的,与波斯太阳神教是“一个宗教的两支” 。本教、东巴教、太阳神教相互之间是否有联系?在隐幽、漫长的东西方文化、经济的大交流中,中国滇西北高原的东巴文化确实与伊朗即古波斯文化有联系,将二者的资料进行比较,甚至有相同的文化因素,从表层的事象到深层的哲学思想、宗教教理、三界观念等,均有相同相似之处(因篇幅所限不展开讨论)。甚至有的外国学者认为丁巴什罗将其本教传遍了世界,是否确实如此暂且不论,但它确实随着前面所述的欧亚“文明的十字路口”由印度、伊朗进入我国西北部的新疆地区,进而传入西藏(象雄是本教在西藏传播的大本营)。本教作为一种确认的宗教,时间约在9九世纪至11世纪,它经历了自身形成、发展各个历史阶段,到了胆巴辛饶(即丁巴什罗)成为该教教理体系的创始人时代,已是该教的兴盛时期。西藏本教人士认为丁巴什罗20岁从伊朗或印度进入西藏的林芝,之后到吐蕃创立吐蕃本教仪典,成为西藏本教的创始人,从此,本教成为西藏的原始宗教。之后,佛教传入藏地,佛、本之间便争斗不休 。直到松赞干布时期,本教才在西藏占绝对优势。到赤松德赞时期(755—797年)佛、本之争不仅为时长久,而且愈演愈烈,最后西藏灭本兴佛,佛教占绝对优势。本教势力退出藏地中心地区,向滇、川遗散,本教才在与藏地毗邻的滇川纳西族边远地区找到了存活地。纳西族自古与藏族杂居,生产生活、民风民俗、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已多有交流融合,此时接受本教思想实属必然;在纳西族原始巫教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而成为民族宗教之时,吸收本教文化元素,丁巴什罗成为东巴教的始祖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南方丝绸之路的历史沿革
  随着以丁巴什罗为核心的外域文化进入古代滇西北高原,商业文化也同步繁荣起来。各民族先民在经济领域同样勇于开拓创新。丁巴什罗从遥远的地中海沿岸途经古波斯、印度、克什米尔(中亚细亚地区)进入中国西北部及古滇西北广大地区,这条路线明显地和我国古代通向西方的两条陆上丝绸之路巧妙神奇地相吻合。公元前2世纪的汉朝时期,我国北方通向古波斯和中亚广大地区的汉代陆上丝绸之路众所周知,而比这条商道早200多年开通的南方陆上丝绸之路却鲜为人知,但它却是古滇大地联结整个中国西南大地的经济大动脉。早在公元前4世纪(相当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这条商道便在蜀中大地萌发,从成都出发,经川西南地区,过今四川雅安、西昌,进入今云南大理、腾冲,出云南境抵印度。其后,这条商道扩展为三条,即:(1)古滇著名的灵关道、五尺道和永昌道。灵关道始于成都,历史最长,是主干道。(2)五尺道,始于四川宜宾,经云南昭通、曲靖、昆明、楚雄、大理、保山,出腾冲到缅甸,再抵印度等地。(3)永昌道,始于大理,出境路线与前两条商路相同 。从这里可看出,这三条商路均须途经滇西北高原,其指向目的地均为印度,尔后便是古波斯、中亚、乃至欧州。这与我国北方丝绸之路的终极点是相同的,而且都必然要参与世界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都途经了前面所说的欧亚“文明的十字路口”。我国北方、南方的这两条陆上丝绸之路就是如此巧妙神奇地相结合,而这种结合并不见经传史册,而在中国西南大地、古代滇西北高原民间却早就悄悄进行着。以上的条条商路都是以马帮为运输方式的茶马古道,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总称。这些由马蹄踩踏出来的,穿行在崇山峻岭、急流险滩、雪域高原的马帮古道不断地伸向印巴次大陆和欧亚地区。
  由于滇西北高原与东南亚、南亚诸国山川相连、接壤为邻,便于交流,故与这一地区的经贸往来频繁,历史悠久,很早就出现了不少商贸集镇,楚雄、大理、保山、腾冲、芒市、瑞丽、畹町等地均是当时商贸集散的重要集镇,西北方向的丽江、中旬、维西保和镇,德钦等地也是马帮茶马互市的集散重镇。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大理(白族地区)起到了东西、南北交汇的作用,是内地进入丽江纳西族、迪庆藏族地区、乃至延伸到西藏拉萨出域外的交通要道和商贸重镇,又是连接腾越之地的纽带,是通向东南亚的重要通道。当时的保山、腾冲等都是直接与域外进行经贸活动的咽喉要冲之地。由我国内地经过腾冲到缅甸、印度的马帮常年不间断,马帮规模可观,或成百或上千匹骡马为一帮,总数达到上万匹不等。著名的古代永昌郡保山,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通商驿道。早在两千多年前,有名的永昌丝绸就远销到缅甸、新加坡等地。与东南来各国接壤的边境线上的集镇,其商业文化的繁荣更不用细说了。可见当时的滇西北高原各民族不仅与域外进行着频繁的文化方面的接触、交流,经济上也早已跨入了世界行列。
  到了唐初,又开通了另一条贯穿滇西北高原的重要商道,仍然是以马帮为运输方式的对外交流的“茶马古道”。到宋代,滇西北的茶马互市就更为频繁。其路线有两条:一是从普洱出发,经大理、丽江、中甸、德软、察隅、拉萨、日喀则、亚东到缅甸、尼泊尔、印度;另一条是从四川雅安出发,经康定、昌都,最后也到印度、尼泊尔。这条通向域外、贯穿滇西北高原的丝绸之路古商道有二十多个民族活跃在它上面,其中滇西北的白族、纳西族、藏族商人最多,除了盐、茶是大宗商品外,还经营药材、皮毛、布匹、铁器、玛瑙、宝石等,“从丽江经景东到思茅一带,马帮结队,每年贸易额仅茶叶一项即达50000斤之多。汉族、白族、纳西族商人,也常参与藏商的行列,贩茶到藏区。” 这条穿行在滇西北高原的南方丝绸之路形成了中国西南大地连接东南亚、南亚的经济带,进而延伸至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沿岸诸国,这是一条名符其实的国际大通道,通连古今,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四、南方丝绸之路与纳西族东巴文化
  到了20世纪40年代,整个滇西北地区的商贸经济进入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早在清代,滇西北重镇丽江与藏区的商贸活动就很频繁,出现了许多藏客(进藏的生意人)大商家。丽江成为茶马古道重镇,这时更是盛况空前,已成为川、康、藏、滇各地贸易集散的中心,商业路线延伸到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香港等地,国内外的商人往返于丽江、大理、思茅、腾冲和东南亚各国,再转印度、尼泊尔等地,沿着先人开辟的古商道进行商贸活动。四川成都的丝绸、砖茶、铁器等货物运销滇西北各地;滇西北的名贵中药材、皮革、各种山珍等货物运销全国各地乃至域外。中外商人们还经营黄金、白银、鸦片、枪支弹药等。抗日战争时期到1950年,滇西北高原,尤其是丽江,商贸业发展达到巅峰,因其特殊的历史原因给这片自古开放的地区带来了经济大发展的难得机遇。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寇封锁我海上通商口岸,东南亚各国被其占领,切断我国大西南的域外交通,致使我国的国际交通、商业贸易完全中断。唯一的一条国际路线是从内地经过丽江到拉萨、再转印度。只有突破封锁,方能争取国际援助,组织物资,通过滇缅公路大动脉将物资运送到内地支援抗战。这时的丽江、大理、维西、中甸成为政治、经济、文化、国际贸易的中心地带,商号林立,万商云集,当时单是丽江就有大小商号100多家,且分帮立派。仅维西保和镇就有商号20多家。民国“四大银行”、云南富滇银行、合作金库等也纷纷到丽江开展经营。纳西族中出现了资本上百万(以银圆半开计),拥有几百匹、上千匹骡马商队的大资本家,出现了所谓的“四大家族”(习、王、李、赖)。他们的商号不仅分散在全省、全国各地,还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葛伦堡等地设有分号,成为富甲滇西的巨贾。他们的马帮商队难以计数,活跃在滇西北各条商道上。有的专门从事进出口贸易,其马帮商队经由西藏拉萨转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在印度的加尔各答、葛伦堡、孟买等地也设有纳西族商人的商号。当时的丽江及滇西北各地的集镇上除了经营本地区传统的盐、茶、皮革、药材、铁器、骡马之外,国际、国内的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进来。印度的珠宝、尼泊尔的玛瑙、英国的呢料、毛线,美国、日本的百货等充斥在滇西北市场。丽江时称“小上海”,一个不大的古城四方街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穿着各式各样民族服装、操着各地各族语音的商人川流不息。昼夜营业的商店多达1300多家,还有上百个大小商号、几十家旅马店,更是生意兴隆、客商云集。据统计,每年从丽江出发到外地经商的马帮骡马至少有5000匹,货物达10000驮(约合60万公斤)。这在当时是惊人的物流规模,为支援抗战、缓解全国物资紧缺作出了积极贡献。
  茶马古道上的经贸繁荣也来之不易。这些马帮商队从丽江出发到拉萨进而到印度,一路险象丛生,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险恶的通商之道。商队首先要过澜沧江上摄人心魄的溜索,人和骡马、货物掉进波涛汹涌的江水时有发生;要翻过6000米以上的梅里雪山,也有人畜葬身于这生命极限之地;一路上还要遭到土匪抢劫、绑票,时有枪战发生,难免财失人亡。要经过世界上最高的村镇帕里、要翻过喜马拉雅山垭口,然后才到加尔各达。据丽江老人说,在这一路经商的马帮商队,几乎没有能够完完整整返回家乡的,人畜财物或葬身江中鱼腹,或冰雪埋白骨,或客死异乡。骡马死亡过半是常有的事,能有90%的骡马存活返回家乡算是最幸运的了,更不用说还要与土匪搏斗。就是这样,在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千难万险中,在世界屋脊上最高最险的商道上,滇西北的马帮商队却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通商史上的旷世奇绩。抗战结束后,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滇西北的经济贸易盛况空前的形势也发生变化,对外经济文化交流虽不如过去那样火热,不少商道已由公路代替,但是民间特别是难通车的山区直至今天也没有舍弃马帮运输,马帮铃声仍然伴着赶马人的歌声响彻幽幽古道。
  将前面论述的与域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到,经济与文化的交流从来就是不可分的。纳西族东巴教始祖神丁巴什罗从域外传教进入藏族地区、纳西族地区的时间、路线与古代滇西北开通的几条商道的时间、路线基本一致。而丁巴什罗正好与孔子是同时代的人,正是春秋战国时代,这正是贯穿滇西北高原的南方丝绸之路上经贸活动十分活跃的时代,而且参与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大交流、大融合。云南现在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特别是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特别是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往,所走的路实际上就是先辈人开辟的丝绸之路,历史与现实衔接得如此自然合理。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可以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丝路文明证明经济与文化始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两大动脉,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东巴教及整个东巴文化是世界东西方经济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产物。纳西族这一古老民族的文化正是在这一经济文化潮流中汲取外来文化又不断自我更新而获得生存和发展,进而为世界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的。所以,纳西族东巴象形文典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委员会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事实证明,滇西北高原不仅有经济发展的丰富资源,更有民族文化的丰厚富矿,这都是先辈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要倍加珍惜爱护,要借鉴学习、发扬光大,为人类文明添砖加瓦,为云南新时代的经济文化发展输送血液。
  第二,贯穿于滇西北高原的西南丝绸之路与我国北方的丝绸之路遥相呼应,是我国南方丝绸之路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现代(20世纪中叶)形成的丝绸之路学中闪光的一笔。丝绸之路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内涵十分丰厚复杂。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复杂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丝绸之路包含了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的几乎全部因素”。因此作为特殊形式的古代滇西北丝绸之路——茶马古道,其价值和意义更值得我们探讨研究。面对丝绸之路学这门学科,我们更有不少课题探索研究。
  第三,联合国已经组织丝绸之路大考察,我们正处于新丝绸之路的伟大时代。“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更是造福欧、亚、非各地、各国、各民族人民的伟大构想。“丝绸之路”被誉为“世界文化之源”,是自古以来东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交流的桥梁。而“一带一路”正是在此基础上的伟大创新,它不仅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共享共赢、文化多元互鉴互学的发展大趋势,更是一条和平发展之路、友谊之路、幸福之路。滇西北这片自古开放的沃土必须跟上时代潮流,继承发扬茶马古道时期荜路蓝缕、不畏千难万险、自强不息、顽强拼搏进取的丝路精神,为“一带一路”建设增添新时代的精神文化元素,肩负起历史使命,再谱写新丝绸之路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