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延安杨家岭，中共中央办公厅旧址周围青松挺立，薄霭氤氲，仿佛依然在酝酿着79年前的那场盛会。1942年5月2日，延安各路文化精英汇集于此，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历时20余天，座谈会厘清思想，统一认识，聚齐人心，形成合力，高高竖起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旗帜。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振聋发聩，不仅成为推动延安革命文艺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而且奠定了新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信念从此贯穿于党的文艺创作观之中，发展形成“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 吴印咸摄
“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
革命圣地延安，堪称是一座红色博物馆之城。隆冬时节，记者来到位于城东北5公里处的桥儿沟鲁迅艺术学院旧址寻访。那一排排整齐划一的窑洞，那一个个融合中西的院落，虽然历经近百年岁月冲刷洗礼，仍傲然矗立，精气神犹存。在风雨如晦、极度困难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陕北的山窝窝里，能够有这么一组华美的建筑，足见当时中共中央对鲁艺及革命文艺人才的重视。
其时的延安，大量文化人和爱国青年聚集于此，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成立了众多文艺社团组织。据不完全统计，自1936年11月至1942年5月，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相继成立的各种文艺社团组织，就超过了100个。
然而，当时的延安文艺界，在思想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突出；在行动上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相当多的作家、艺术家只把注意力放在研究与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而不愿意接触工农兵。就连“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的鲁艺，在1940年后，有将近两年时间在进行脱离群众的所谓“关门提高”。鲁艺师生在桥儿沟礼堂里排戏，自己观摩演技，老百姓在外面拍窗子，讽刺道：“戏剧系的装疯卖傻，音乐系的哭爹喊娘，美术系的不知画啥，文学系写得一满害（解）不下！（方言，即根本不明白之意——引注）”
“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心还没有真正扑到工农兵那里，没有形成有效的文化合力，没有真正为工农兵服务。这样，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就具有历史必然性。”陕西省作协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梁向阳说。
五月的延安，阳光灿烂。1942年5月2日下午，延安文艺座谈会正式召开。一百多位文艺工作者参加了座谈会，其中鲁艺的师生就占到了一半左右。“座谈会先后开了三次大会和多次分组会议，直到5月23日晚上结束。会上有几十位党内外作家发言，毛泽东参加了这三次大会。”西北大学文学院院长谷鹏飞介绍。
召开首日，毛泽东讲“引言”。他说，我们有两支军队，即“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而文化的军队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5月16日，举行了第二次大会。据出席会议的温济泽回忆：当时会场很活跃，争论得很激烈，最让毛泽东满意的，是民众剧团负责人柯仲平的发言。他讲民众剧团在农村演出《小放牛》受欢迎的盛况，说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老百姓送他们很多吃的东西，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红枣核多的那条路走，就可以找到他们。
5月23日，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气氛更加热烈。朱德在最后发言时说：“八路军、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为什么不该颂？”“有人引用李白‘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诗句，现在的‘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工农兵。”
“朱德发言后，趁着落日的余晖，由摄影家吴印咸拍摄了与会者合影留念的照片。这就是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合影’照片。”谷鹏飞介绍说，晚饭后，由毛泽东作结论，由于人数增加，会址只好改在中央办公厅小楼外的院子里。
在汽灯下，毛泽东手里拿着讲话提纲，侃侃而谈。他把问题归结为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即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他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他说这是个原则问题，根本问题。
“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毛泽东的铿锵话语掷地有声，如同吹响冲锋陷阵的号角。
延安文艺纪念馆 张哲浩摄
“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群众来封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以鲁艺师生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按照毛泽东的指示，率先把身子扑下去，深入到火热的工农兵生活中，专心致志地开展“文艺下乡”。
陕北人每年春节都要“闹红火”、扭秧歌，1943年春节鲁艺秧歌队扭出“新秧歌”（老百姓叫“斗争秧歌”），演出“新秧歌剧”，这种“旧瓶装新酒”的新秧歌，形式灵活、短小精悍，群众喜闻乐见，令人耳目一新。老百姓奔走相告：“鲁艺家的来了！”“鲁艺家”是老百姓对鲁艺宣传队的一种亲切称呼。王大化和李波是鲁艺宣传队的明星，他俩演出的《兄妹开荒》第一次展现翻身农民的形象，是最受欢迎的新秧歌剧。毛泽东看后很高兴：“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
在鲁艺的带动下，当年春节延安就出现了二十多支有名的秧歌队。“鲁艺家”秧歌队回到学校后，鲁艺院长周扬高兴地说：“‘鲁艺家’，多亲昵的称呼！过去，你们关门提高，自封为‘专家’，可是群众不承认这个‘家’。如今你们放下架子，虚心向群众学习，他们就称呼你们是‘家’了，可见专家不专家，还是要看他与群众结合不结合；这头衔，还是要群众来封的。”
同时，延安诞生了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新的人民的文艺”，如《高干大》《种谷记》《李家庄的变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王贵与李香香》《白毛女》等“红色经典”，成为那个时代文艺成就的标志。
任时光流逝，延安革命文艺精神一直闪耀在三秦大地。“陕西是延安革命文艺的发祥地，历来传承和发扬着革命文艺的优良传统。近年来，陕西的文艺家赴基层深入生活已蔚然成风，相沿成习。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道路，已经成为陕西文学艺术事业得以健康发展、持续繁荣的厚重根基。”陕西省委宣传部一位负责人说。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址 张哲浩摄
“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2020年5月23日，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78周年，在延安鲁艺旧址附近，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展线长1099米的延安文艺纪念馆正式开馆。展馆内，图片、文字、多媒体、场景、雕塑、油画、微缩景观、互动体验以及声光电等手段，共同全景再现了延安革命文艺蓬勃发展的光辉历程。
第二届中央音乐学院·延安“5·23”艺术节同期在鲁艺旧址开幕。贺敬之、郭淑珍、郭兰英、瞿弦和、叶小钢、范迪安、李心草、廖昌永、郎朗、吕思清等老中青艺术家相约网络云端，联袂奉献40多场精彩演出，观众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领略艺术大师风范，感受艺术经典的独特魅力。
时间如白驹过隙。历史的峰回路转中，总有一些东西贯穿岁月，一脉相承。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确立了文艺工作的基本原则：“我们的问题基本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定位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的需要是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源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最根本的立场和最鲜明的特征。文艺舞台的聚光灯，一旦对准了人民，时代和历史的画卷就格外生动逼真。
（光明日报记者 张哲浩 杨永林
通讯员 王语晗）
延伸阅读
专家访谈：闪耀着理论光辉的重要文献——访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丁国旗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我党历史上召开的首次关于文艺问题的专题会议，它的胜利召开，确立了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创造和积累了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丰富经验，培育了一大批革命文艺家。
记者：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在怎样形势与背景下召开的？
丁国旗：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针对当时“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的革命形势，以及当时延安文艺界还存在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和作风不正的状况作出的选择，是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必然延伸。
延安文艺座谈会继承了“五四”之后革命文艺的丰富传统与经验。“五四”时期对封建帝王文学的批判、对“平民文学”的提倡，20世纪20年代早期共产党人建设无产阶级文学和“革命文学”的主张，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关于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等的讨论，以及工农兵通讯运动、街头文学运动等实践活动，江西苏区党领导文艺工作的实际经验，陕北苏区曾经开展的群众性文艺活动等，都为确立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记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提出了哪些重要的问题，具有怎样的理论价值？
丁国旗：《讲话》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即文艺“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讲话》分别讨论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内容与形式、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对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文艺队伍的建设、统一战线等问题。《讲话》回答了从思想观念到创作实践所遇到的各种理论难题，是在当时形势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运用与发展。《讲话》力图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通过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最终使文艺工作者也成为拿着武器的战士，使文学艺术工作同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好地结合起来。这些都为后来党的文艺发展与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理论经验和实践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价值与理论意义。
记者：请您谈谈《讲话》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丁国旗：《讲话》虽然是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著，但它更是革命工作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抗战时期，在《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拥有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走向农村，深入抗战第一线，创作出了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讲话》也确立了新中国文艺的基本发展方向。
《讲话》虽然已经发表近80年了，但今天重读《讲话》，我们会发现其中的许多论断对于当下文艺创作与文艺工作都还是适用的，有启发意义的。如，今天的文艺工作在服务对象与服务方法上仍然存在着脱离群众的现象，今天的文艺批评在具体的批评标准上仍然有模糊不清的情况。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广大文艺工作者应时刻铭记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深入到火热的群众生活中。文艺批评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指导作用，以此推动文艺创作的健康发展。
（光明日报记者 饶翔）
红色文物背后的故事——这把鲁艺自制的小提琴，演奏了《白毛女》
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陈列着一把小提琴，琴体总长60厘米，宽21厘米，厚10厘米，琴弓长80厘米。它已问世70多年，是目前存留的唯一一件延安鲁艺人自制的乐器。
延安文艺纪念馆讲解员雷明娟将这把小提琴背后的故事娓娓道来：“1940年冬，大提琴家张贞黻经周恩来介绍来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任教，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由于大提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在抗战时期的延安十分稀缺，张贞黻决定自己动手制作，从重庆到延安的时候，他就随身携带着制作工具和一本英文版的乐器制作书。到延安后，他专门写信给党中央提出自制乐器的建议，毛主席特地请他吃饭，非常赞同他的想法。”不久，在负责工业部门的李强同志协助下，延安乐器厂在延安桥儿沟的窑洞里开办了，由张贞黻任厂长，成员大多为鲁艺学员。在延安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张贞黻用本地核桃木做背板，用红松木做面板，制作了许多乐器，供延安的文艺团体学习、排练和演出使用。
1944年，西北战地服务团团员王卓回到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小提琴，老师就是张贞黻。但是苦于没有乐器，就求助于戏音部主任吕骥。吕骥给当时在美军观察组帮忙工作的美术系版画家古元写信，请他在美军驻地的食品、物品包装箱里找到了适合做提琴的松木板和硬木板材料。后经张贞黻细细打磨，终于做成了一把精美的小提琴。古元看到这把自制的小提琴后赞叹不已，便在琴把上刻下“鲁艺自制”四个字。从此，这把小提琴就由王卓学习使用。1946年重庆谈判后，为贯彻停止国共双方冲突、恢复交通和整军方案的军事三人小组抵达延安，在党中央举办的欢迎晚会上，王卓就用这把小提琴演奏了《白毛女》片段“扎红头绳”。
解放战争时期，王卓带着这把小提琴跟随“鲁艺赴东北文艺工作团”到达了东北。1946年，在东北解放战争前线演出时，这把小提琴的琴把被压断，原来“鲁艺自制”的标记也很遗憾没能保存下来。1952年，王卓带着小提琴奔赴朝鲜战场，为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演奏。新中国成立后，王卓成长为国家一级作曲，被周恩来誉为“我们自己培养起来的作曲家”。
雷明娟非常惋惜地说：“张贞黻在延安时期就患上严重的肺病，由于延安落后的医疗条件，他的病没能治愈。1948年，在解放战争途中，不幸病逝于石家庄，年仅43岁。”
2012年7月28日，84岁的王卓老人特地回到延安，捐出了这把小提琴。如今，这把小提琴陈列在延安文艺纪念馆里，它见证了延安鲁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见证了延安鲁艺艺术教育的光辉历史，也见证了两位音乐家走过的不平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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