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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程四十载,筑梦新时代——云南当代舞剧发展研究
  摘要:本文以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为契机,回看云南舞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如何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方针,发挥艺术积极影响,取得重大的成就。本文以1979年云南省第一部舞剧艺术诞生至2020年为时间节点,根据历史发展特点,将云南舞剧分为四个时期,分析和探索国家政治、文艺路线对云南舞剧创作的影响,及其云南舞剧自身发展的特点进行分析。
  关键词:云南;新时代;舞剧;创作发展;研究
  2021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国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第四十三年,更是云南当代舞剧创作发展的第四十三年。回望过去,我们的党带着全国人民走过了一段崎岖不平的艰难道路,直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举行,在邓小平同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解放思想,加快改革步伐,努力奋斗,促进中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整个中国焕发出勃勃生机。1979年10月30日,全国第四届文代会开幕,会议上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致辞,讲“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作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第四届文代会标志着中国文艺进入了新时期,文艺发展道路越走越宽阔,文艺题材、文艺思想、文艺创作日益丰富多彩。
  云南舞剧创作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摆脱了各种历史条条框框的束缚,在艺术实践中探索、在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舞剧创作探索。1979年,云南第一部少数民族舞剧《召树屯与婻木婼娜》就此诞生。
  一、云南舞剧探索与创作的思想大解放(1979-1989)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运动,同时也是追求进步、民族、科学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中国社会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五四”运动很多艺术家从国外留学归来,带来了新艺术内容、新艺术形势的探索,这对于艺术创作和发展是十分可贵的。在“五四”运动的新形势下,舞剧艺术形式传入中国,艺术家们希望用自己的艺术作品来推动社会进步。1939年2月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舞剧《罂粟花》诞生,1957年新中国的第一部民族舞剧《宝莲灯》诞生,1960年新中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舞剧《萝蔓花》诞生,总体来看,中国舞剧艺术在世界范围内起步较落后。直到1979年,伴随着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路线,成功的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进程;思想上的解放也让渴望艺术的人民在心灵上得到了抚慰。如全国舞剧艺术的创作,在第一时间给出积极的回应,上海芭蕾舞团的《玫瑰》、中央芭蕾舞团复排《鱼美人》、甘肃歌舞团创作了《丝路花雨》、云南省西双版纳文工团创作了《召树屯与婻木婼娜》,此外还有中国歌舞剧院的《文成公主》、上海歌剧院的《半屏山》等。
  紧随其后,党中央政府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全国性舞蹈“会演”和“比赛”,地方性舞蹈会演、调演,为舞蹈艺术的发展构建了平台。这个时期,国家尤其重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积极鼓励发展少数民族舞蹈会演,其实质上是深入贯彻中央对少数民族文艺的领导。在“双百”方针政策的积极引导下,点燃了边疆艺术家的创作热情,云南舞剧艺术创作也积极投身其中,实现了云南舞剧从无到有创作之路。
  (一)云南少数民族舞剧率先在全国亮相
  1979-1989年,这一时期全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如雨后春笋,竞相涌现,形成了新中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发展的第一个高潮。有傣族舞剧《召树屯与婻木婼娜》(1979)和《含泪的缅桂》(1980)、藏族舞剧《卓瓦桑姆》(1979)、《热巴情》(1983)、《塞·顿月顿珠》(1983)、《智美更登》(1983)、满族舞剧《珍珠湖》(1981)、彝族舞剧《咪依噜》(1983)、纳西族舞剧《黑白之战》(1984)、苗族舞剧《金笛》(1988)、《灯花》(1983)、黎族舞剧《甘工鸟》(1980)、土族舞剧《拉仁布与齐门索》(1980)、壮族舞剧《望君归》、蒙古族舞剧《英雄的格尔可汗》、《呼伦与贝尔》(1982)、《东归的大雁》(1984)、《森吉德玛》(1987)、鄂伦春族舞剧《虎头峰的传说》、哈萨克族舞剧《桦林曲》(1984)、回族舞剧《马五哥和尕豆妹》、维吾尔族舞剧《火》(1989),这一时期的中国舞剧创作贯彻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民族舞剧数量达到了22部,涉及到了14个少数民族。
  云南舞剧创作在“百花”中占有重要席位。如《召树屯与婻木婼娜》(刀国安、朱兰芳等编导)作为云南省新时期的第一部舞剧,该剧最初形态可追溯到1957年进京演出的舞蹈片段《金湖边》,由傣族舞蹈家刀美兰饰演孔雀公主,这是傣族舞蹈初步次走入大众视野中,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喜爱。1963年,为庆祝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建州十周年,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歌舞团根据“召树屯”民间传说改编创作了舞剧《召树屯与婻木婼娜》。该舞剧取材于傣族民间传说王子与公主的爱情故事,选用西双版纳地区傣族舞蹈动作为舞剧语汇,如傣族的孔雀舞、刀舞、拳舞、棍舞、马鹿舞、长指甲舞、蜡条舞等民间舞蹈,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讴歌了“召树屯与婻木婼娜”坚贞不渝的爱情,歌颂傣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表现傣族人民真、善、美的优秀传统思想美德。
  1979年,《召树屯与婻木婼娜》参加云南省文艺调演大获成功,荣获云南省创作一等奖,同年进京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荣获中央文化部创作一等奖,演出二等奖,获得了全国人民的认可。该剧的成功,意味着以少数民族为创作题材的当代舞剧创作迈出重要的第一步,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为打开云南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大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典范作用,成为云南少数民族舞剧的发展重要基石。
  再如,《咪依噜》(康瘦华、袁荣辉、苏自红等编导)是云南第一部彝族舞剧。该剧取材于彝族古老的民间传说,吸收了彝族民间歌舞的特点,如跌脚舞、三弦舞、葫芦笙舞等,通过单人舞、双人舞的形式表现人物内心情感独白,推动剧情发展;采用鲜明的色块突出“善恶”的对立,多角度、多侧面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于平认为《咪依噜》“从关注语言的表意功能和系统建立,到注意结构的舞剧特征和构成方法是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一个较大幅度的跨越。实际上80年代末的《咪依噜》,对90年代出现的彝族舞剧《阿诗玛》,无论在语言设计上还是在结构营造上,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143页]”1985年《咪依噜》在北京演出,受到中央领导的接见和好评,同年带着文化部和国家民委的指示,即“献给人民的艺术,应该精益求精”的宗旨及专家修改意见回来继续修改。1988年5月,该剧经历三年修改,1988年参加昆明首届民族艺术节展演,再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受到了国内外广大观众的赞扬。《咪依噜》的成功,为云南民族舞剧创作积累丰富的经验,促使云南舞剧从探索初期较为单一的表现方式逐步走向成熟,也为后期云南民族舞剧繁荣夯实基础。
  傣族舞剧《召树屯与婻木婼娜》(1979)不仅是云南省第一部舞剧,还是新时期全国第一个亮相的少数民族舞剧作品,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此外,这一时期,云南舞剧还有《含泪的缅桂》(1980)、《咪依噜》(1983)、《黑白之战》(1984)、《金笛》(1988)等共计五部舞剧。其中,以《召树屯与婻木婼娜》(1979)和《咪依噜》(1983)两部作品在全国获奖最多,影响最大。
  (二)积极探索与广泛运用
  1979-1989年全国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特点可归纳为:第一,以本民族民间故事、传说为少数民族舞剧创作题材。第二,以本民族民间舞蹈素材,构成少数民族舞剧动作语言主体。第三,主要讴歌了少数民族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对真、善、美的追求。以上三个特点形成了早期少数民族舞剧创作的模式,云南省各个地州文艺团体受到“模式”的启发和影响,展开了对“少数民族舞剧”创作模式的大胆探索与尝试。
  1979年《召树屯与婻木婼娜》在此“模式”下成功首演,并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云南各地州陆续推出具有本地方民族特色的舞剧作品,如1980年昆明部队国防歌舞团推出傣族舞剧《含泪的缅桂》,1983年楚雄州民族艺术剧院歌舞团推出彝族舞剧《咪依噜》,同年丽江文工团也推出纳西族舞剧《黑白之战》,1988年文山州民族歌舞团推出苗族舞剧《金笛》。以上作品基本都套路了“少数民族舞剧”的创作模式,值得一提的是纳西族舞剧《黑白之战》,就题材而言,开始从神话、故事传说题材转向对民族史诗、民族英雄的关注。这一时期的舞剧创作思想,真正贯彻了根植于人民生活,真实的反映客观实际,表达人们的思想愿望,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二、云南舞剧紧跟时代的发展(1990-2000)
  1990-2000年是中国重要的“转型”期。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拉开了新的历史征程,这一时期,中国从“计划”转向“市场”、从“封闭”转为“开放”,成为了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为了促进中国舞剧的繁荣发展,1991年文化部举办了首届新剧目评选,1992年又举行了首届全国舞剧观摩演出,制定了政府文艺奖励机制,在“政府导向”机制的作用下,中国舞剧创作也迎来了繁荣时期。这一时期,在全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就是“交响编舞法”,交响编舞法“是在舞蹈创作中借鉴交响音乐的思维逻辑,以舞剧本身的规律为主,力求达到音乐与舞蹈高度统一的一种编舞方法。[ 于平.中国现当代舞剧发展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9月,第202页]”这一方法开创中国舞剧发展的新局面。
  (一)用舞剧反映时代的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大的人民群众精神得到了解放,中国舞剧也在此时得到了快速发展,云南舞剧迎来了发展巅峰时期。改革开放十年里,人民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审美情趣都在发生改变,这种改变在艺术创作中也得到了体现。政策上号召文艺工作者们要努力提高文艺创作质量、表演艺术思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需要。而在实际生活中,开始抓创作思想、抓深入生活、抓人才的导向。
  首先,为了提高创作质量,人才培养放在第一位。云南舞剧创作专门培养了一支年轻的编导队伍,如赵惠和、周培武、陶春、苏天祥、王敏佳、侯跃等人,一方面他们参与全国舞训班学习,掌握最前沿的知识;另一方面,让他们深入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同生活,了解民族文化,为后期创作做准备。其次,为了丰富表演思路;组织年轻的编导大胆创新,积极投身到云南各个地州院团舞剧创作中。如1992年,由赵惠和、周培武、陶春、苏天祥编创彝族舞剧《阿诗玛》(云南省歌舞剧院)、1995年由王敏佳、段勇、侯跃编创瑶族舞剧《瑶山之火》(红河州歌舞团)、1995年由周培武、陶春、杨可佳、赵惠和编创傣族舞剧《泼水节》(云南省歌舞团)、1997年由熊长惠、普凤坤编创花灯舞剧《白龙泉》(玉溪市红塔文工团)、1998年由冷茂弘任艺术总监、朱红任总编导,共同创作舞剧《白石江》。
  其中,影响力最大要属彝族舞剧《阿诗玛》,《阿诗玛》为了呈现舞剧中“虚实”场景,以色块的形式表现舞剧剧情、人物情感的创作手法,实现了“诗化色块”结构和“立体交响化”的结合,成为了早期较为成功的“交响化编舞”代表作品,是中国舞剧从单一创作走向成熟的“交响化创作”的代表性作品,在当时来说具有重要的创新价值与意义。评论家傅兆先认为“中国舞剧发展高潮:第一次是以1957年中国第一部以‘民族舞剧’命名的大型古典舞剧《宝莲灯》为首……第二次以1979年的敦煌舞剧《丝路花雨》为先声……第三次舞剧发展高潮的代表应属《阿诗玛》[ 引自傅兆先.系统整合的舞剧美——评舞剧《阿诗玛》,民族艺术研究,1993年第1期]”。
  (二)与时俱进,再创佳绩
  1990-2000年是云南舞剧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的云南舞剧,以彝族舞剧《阿诗玛》和傣族舞剧《泼水节》影响力最大,也最为成功,成为云南特有的民族艺术文化符号名片,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名声远播。
  《阿诗玛》作为云南省歌舞团大型舞剧创作的处女作,在其首演之前,阿诗玛就以注册商标、电影《阿诗玛》名扬四海,1992年舞剧版《阿诗玛》不负众望,一举拿下了当年全国首届舞剧比赛第一名,及编剧、编导、作曲、舞美设计、灯光设计、服饰设计及最佳表演奖等八个单项一等奖,被誉为是“继《丝路花雨》后,中国舞剧的第二个里程碑”。《阿诗玛》除了在国内荣获无数大奖外,其影响力也传播到了台湾和香港地区,1992年8月香港举行“神州艺术节”,特别邀请《阿诗玛》团队到香港新光戏院,同年10月付台湾演出,舞剧《阿诗玛》在当时荣获艺术界极高评价,《文汇报》评论为:“演出精彩,各方面都耳目一新的观感……该团是目前中国国内一队相当活跃而具备国际级的表演团体。[ 转引:阿月.舞剧“阿诗玛”艺术档案【J】.民族艺术研究,19993年04期]”从此奠定了《阿诗玛》作为云南少数民族艺术文化的符号。
  继《阿诗玛》之后,云南省歌舞团乘胜追击,1995年推出傣族舞剧《泼水节》一力作,该剧一经首演便斩获云南省文化厅“95精品工程”奖、第六届中国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成为进献第五届全国民运会的大礼。
  不可否认,舞剧《阿诗玛》和《泼水节》两部优秀的民族舞剧相继推出,在全国屡获大奖,一时间让云南名声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家喻户晓,非常好的宣传了云南,提升了云南在世界的知名度。彝族的“阿诗玛”和傣族“孔雀舞”形象也成为云南民族文化艺术的标志性符号。舞剧《阿诗玛》和《泼水节》成为中国舞剧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品,也是截至目前云南舞剧史上的巅峰之作。
  三、云南舞剧的转型期(2001-2010)
  2001年起,中国社会进入全面加速转型时期,政府职能从“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在艺术创作上,从“政府导向机制”逐步转变为“市场导向”或“民族决定”,政府对创作的干预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艺术家自主才华发挥。同年12月,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京召开,并提出“不断增强全民族的精神力量,不断丰富全民族的精神世界。”
  这一时期,云南先后举办了“99中国昆明国际园艺博览会”、“中国首届昆明国际旅游节”,这些活动将云南少数民族文化特色推向了国际,在中国社会化全面转型发展的背景下,云南省政府调整产业结构,要求重点发展本省旅游业,把云南建成我国与东南亚、南亚之间的国际性旅游市场。在这样政策发展背景下,文化艺术的发展也发生转变,提出了“文化产业”理念,这一理念改变了人们对传统文化艺术的认识。如舞剧艺术进入市场化发展,受到面临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发展影响,传统的舞剧艺术创作受到直接影响,主要表现为:第一,作品数量锐减,创作主体失声。第二,创作单位也急剧减少。其三,伴随着创作数量直线下滑,舞剧评论的相关研究也进入迷茫失语状态。
  上述现象间接反映出云南舞剧进入低潮转型期。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发展的外在因素;另一方面是没有解决好艺术发展与市场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舞剧艺术的社会效益与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曾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相互统一。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够在市场上受到欢迎。”
  四、讴歌时代主旋律(2011-2020)
  2011年,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九次会议在京召开,会议贯彻了中央全会精神,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文艺繁荣发展的主题,更是当前文艺战线紧紧围绕的时代主题。这一年是中共产党建党90周年,也是党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快贫困地区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脱贫致富”成为2011-2020年这一时期的时代主旋律。云南舞剧创作紧扣时代主旋律,结合社会生活,大胆尝试新题材,新模式,新手段,开启云南舞剧新篇章。
  在创作理念方面,云南舞剧创作不再简单追求民族故事传说、反映人民生活习俗、歌颂爱情,而是主动承担起艺术对社会的使命与责任,发出时代的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时代精神,传递正能量。如杨丽萍的《孔雀》,舞剧分为春、夏、秋、冬四个篇章,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人性、生命和爱的故事,用舞剧的形式,展开对生命、人性的追问,通过舞剧艺术形式呈现了一次对世界的善意探索,对生活和艺术交融的人文情怀。历史革命题材《老山颂》,用舞剧艺术形式,再现硝烟滚滚的老山战场,讴歌“艰苦奋战,无私奉献”老山革命英雄,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幸福家园》《腊·景迈》《流芳》均为现实题材作品,围绕时代主旋律,以“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为背景,聚焦脱贫工作,讴歌时代脱贫事迹,传递“不畏艰辛,苦干实干”的精神。用舞剧艺术形式讲述了党和政府工作人员在脱贫工作中的“不忘初心,苦干实干”,为群众摆脱贫困殚精竭虑、搭桥领路光荣事迹,弘扬时代精神。
  地方创作单位快速崛起。红河州民族文工团和文山州民族歌舞团,两个地州院团取得有目共睹的好成绩。如红河州民族文工团先后创作的《诺玛阿美》(2015年)、《流芳》(2020年),《诺玛阿美》斩获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项目,并在全国14个城市巡演40场;同时还获文化部最高政府奖第十五届“文华大奖”终评剧目,云南省第十三届新剧目金奖。文山州民族歌舞团也推出了两部舞剧,分别是《顶家女儿》(2017)、《幸福花山》(2019)。此外,还有云南杨丽萍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推出舞剧《孔雀》(2012),在全国范围内的影响也非常大,在国内演出超过200场。
  结语
  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会创作一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团结人民力量,弘扬中华文化,紧扣时代主题,用艺术的形式发出时代的声音、人民的声音。舞剧创作也不例外,1979年至2020年,云南舞剧走过四十二载,在过去的不同历史时期,云南舞剧创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很好的完成了艺术的历史使命。在未来,云南舞剧将新气象、新面貌,响应时代的召唤,唱响主旋律,用新理念、新方法、新题材,带着精益求精的艺术追求,团结一心、自强不息,找准定位,明确方向,弘扬爱国主义民族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舞剧艺术创作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中,做到心中有人民,肩上有责任,推出反映时代呼声,振奋民族精神,描绘美好未来的舞剧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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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单位:曲靖师范学院音乐舞蹈学院)
  [本文系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云南当代民族舞蹈创作研究》 (项目号:A2018ZW0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