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傈僳族文学

　　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美丽鲜花

　　——傈僳族文学发展现状观察

　　纵观傈僳族文学70年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傈僳族经历了从没有文字到文学创作取得成绩的巨大转变，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傈僳族文学的发展现状，针对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建议，相信在未来的发展中，傈僳族文学会取得长足进步，成为中国文学百花园中一枝争奇斗艳的鲜花。

　　傈僳族当代第一位诗人

　　在傈僳族70年的当代文学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诗人是祝发清，他于1921年12月出生在云南省泸水县大兴地乡阿里王的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祝发清自小酷爱诗歌，也十分热爱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他是最早将本民族民间文学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作者之一，也是抢救本民族文化遗产的有功之臣。早在1956年，他就在《云南日报》《边疆文艺》上发表自己创作的诗歌和翻译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傈僳族情歌》《求婚歌》《傈僳族医生》等，并搜集了大量民间故事、谚语、谜语、童谣等。他创作的诗歌《怒江架金桥》荣获1981年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全诗160行，可称为他的代表作。此诗最先发表在1979年10月9日的《德宏团结报》傈僳文版上，一经发表即受到广大傈僳族读者的好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也用傈僳语广播了这首诗。1980年7月，祝发清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受到很大鼓舞，回昆明后修改了这首诗，做了较大删改，翻译成汉文，发表在《边疆文艺》1980年第12期上，引起评论界关注。

　　《怒江架金桥》用对比的手法，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怒江人民生活的巨大变化，具有较强的时代精神。这首诗语言质朴清新，运用了大量比喻、对比等修辞手法，抒写了怒江傈僳族人民过去生活的悲苦艰辛，也写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的欢乐和幸福。一新一旧、幸福和悲苦形成强烈对比，使诗歌具有了极强的感染力和说服力，无疑是一首赞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好诗。

　　傈僳族当代诗歌发展

　　傈僳族当代诗歌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上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代表，主要有祝发清、李四益、和金玉3人。这时期的诗人有着共同的经历，即从苦难深重的旧中国到幸福的新中国，因而他们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首先，从内容上看，大多是控诉旧社会生活的艰辛痛苦，歌颂社会主义的幸福生活，歌颂新中国、歌颂毛主席，歌颂怒江人民生活的变化。其次，从审美角度看，这时期的诗歌语言近乎口语，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雕琢的痕迹，完全是感情的自然流淌，却倍加生动形象，具有傈僳族诗歌的独特风味。不难看出，这是诗人在民族口语的基础上加工提炼出来的诗歌语言，代表着本民族群众的语言，是自己独创出的新鲜活泼的语言，读之令人觉得亲切，耐人寻味。如祝发清的《怒江架金桥》：

　　地上撒上一把米，

　　你像哄小雀一样哄我；

　　铁锚上夹上一块干巴，

　　你像下老鼠一样下我。

　　还是从前的怒江啊，

　　如今变得十分听话，

　　还是从前的阿哥啊，

　　胆子不再小得像老鼠那样可怜。

　　最后，从修辞手法的角度来看，这时期的诗歌运用最多的修辞手法是对比和比喻。对比的作用是突出强调事物的某种特征，使形象更加鲜明，加强文章的艺术感染力。这时期的诗人巧妙地把新旧生活作对比，把过去的痛苦和现在的幸福作对比，更加凸显出新生活的来之不易和弥足珍贵。比喻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所写的东西形象化，给人加深印象，这时期的诗人在诗歌中对比喻运用得非常娴熟，他们往往使用恰如其分的比喻，让他们所要表达的感情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如李四益的长诗《琵琶声响幸福长》节选：

　　毛主席呀共产党！

　　您是傈僳人民的金太阳，

　　父母也有离开我们的时候，

　　饭碗也只有吃饭时带在身边，

　　毛主席呀我们永远跟着您，

　　您的恩情啊，傈僳人千秋万代永不忘！

　　把毛主席比作“金太阳”，表现出傈僳族人民对毛主席的深切敬爱。

　　傈僳族当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出生的诗人为主，主要代表诗人是密英文、李四明、杨泽文、丰茂军、李贵明、玖合生、李海龙等7人。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诗歌相比较，有了较大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诗人的数量较第一阶段多了一倍。第二个变化是出现了在全省乃至全国有一定影响力的诗人。如“60后”诗人杨泽文，他的作品被近百家报刊发表和转载，多篇散文随笔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经典文库》等作品集，诗集《回望》获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也是傈僳族诗人获得的第一个全国性奖项，是杨泽文在诗歌园地辛勤耕耘的结果，也是40多万傈僳族同胞的光荣。《回望》是杨泽文“唱给血缘民族的颂歌”，是诗人反映本土生活、关注本民族生存状态和精神风貌的一部文学作品，虽然是一本抒情短诗集，但是读起来就像一首长篇叙事诗、一幅民族风情的历史画卷。“70后”诗人李贵明的组诗《上午在松赞林寺》获云南省作协“边疆文学奖”，诗集《我的滇西》获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云南省文学艺术基金一等奖，在云南文学界有一定的影响。第三个变化，是写作的内容和题材宽广了很多，涉及到日常生活、故乡、自然、人性、城乡对比等各方面。第四个变化是从审美角度看，第二阶段的诗歌艺术上已经较为成熟，诗人们娴熟掌握了意象的运用和意境的构筑，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古典式的抒情，也学会了在诗歌中蕴含哲理。其语言和第一阶段一样质朴、自然、流畅，但是少了很多方言口语，更接近于书面语，显得更加优美生动。如李贵明的诗：“抱住一匹白马的呼吸，闭上眼睛”“于是，在牧人的歌声中听到了/湖泊的声音”“在绿色的麦田里/守护我闪烁的骨骼”“雪中的日子融化了/露出潮湿的树叶，远山的雾气”“站在朝西的阳台，伸出手，触摸云的白”，他在写诗时并没有刻意去构建这些意象，但它们却自然恰当地嵌入了他的诗里，因为白马、湖泊、麦田、雪山、白云以及大地上的一草一木，这些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深深嵌入了他的心里，融入了他的血液，和他的生命融为一体。只要他行走在大地上，开始吟唱诗歌的时候，那些生命里的月亮、云朵就自然地跳了出来，成为他诗歌里不自觉的最美的诗歌意象。第五个变化，是修辞手法丰富了很多，除大量运用比喻、对比之外，还运用了铺陈、起兴、夸张、拟人、双关、谐音、衬托、借代、拟声等，使得诗歌创作更符合现代诗歌的审美要求。

　　傈僳族当代小说发展

　　傈僳族小说创作起步较晚，进行小说创作的人非常少，主要有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出生的小说家8位，其中“50后”作家2位（朱发德、司仙华），“60后”作家4位（熊泰河、普建益、迪友堆、普言东），“70后”作家2位（杨世祥、杨俊伟）。

　　比起诗歌创作，傈僳族小说创作作品数量少，在全国、全省有影响力的小说家几乎没有，另外创作题材相对狭窄，“50后”“60后”作家的小说大部分是以怒江为背景，根据发生在怒江的历史事件来进行创作。这些小说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地域特色鲜明，充满浓郁的民情风俗，既可当文学作品来读，也可以当历史来读。虽然这时期的小说人物形象鲜活、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语言成熟，符合小说审美特征，但毕竟是有真实的历史作为材料，他们还缺乏小说家对生活进行提炼、虚构、杂糅、升华的能力。

　　朱发德的长篇小说《决战大峡谷》以民国时期云南派殖边队进驻怒江巩固边防的事件为创作背景，故事情节生动精彩、扑朔迷离，除了精彩的故事，还有人性的剖析，引发读者对人生、人性的思考。《恒乍绷》取材于1802年维西县内傈僳族大起义中的历史人物，恒乍绷是傈僳族的英雄，他领导的那场反抗清王朝的农民起义，历时3年多，波及云南滇西北十多个州县，震惊嘉庆皇帝。

　　熊泰河的《血祭鬼谷》是一部怒江的《水浒传》，其中塑造了一群鲜活的怒江傈僳族、怒族的英雄好汉形象，他们为了保护百姓利益和官府进行殊死斗争。

　　普言东的《高黎飞虎情》是一篇历史小说，背景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与对日作战。两名美国飞行员在“驼峰航线”上飞行到怒江大峡谷上空时，由于云雾弥漫而飞机掉落，劫后余生的两名飞行员被打猎兄妹救治并产生爱情。

　　“70后”作家打破了“50后”“60后”作家以历史为题材的创作方式，开始关注现实生活，用小说来反映傈僳族人民的生活。杨世祥著有小说集《走出筲箕坪》，记录华坪傈僳族人民近30年来的生活面貌以及历史变迁。提到傈僳族，人们最先想到的是怒江，其实丽江华坪也有大量傈僳族人民，而这些杂居在其他民族中间的傈僳族人民，他们是怎么来到这地方的、他们的生活状态又是怎样的、他们和怒江的傈僳族又有什么不一样，人们全然不知。杨世祥的小说为我们了解华坪傈僳族打开了一扇窗，也为傈僳族研究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杨世祥的小说集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傈僳族人民的生活状态，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傈僳族人民生活百态图。里面有傈僳族男女的梦想和追求，有傈僳族人民生活的沉浮，有年轻人的奋斗、出走，也有一些人对本民族的摒弃，还有很多人对本民族特征和习俗的坚守。

　　杨俊伟是警察作家，他的小说《歌仙，舞仙》故事情节一波三折，结局既出人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让读者爱不释手。题材来源于生活，但又不是生活实录，符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审美特征。

　　“70后”小说家给傈僳族文学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人们的视角开始由历史转向现实，开始关注当下人们的日常生活、现实需求、历史变迁之后的心理适应等一系列问题。比较遗憾的是，两位“70后”小说家的创作较少，之后也没有更出色的小说家产生。

　　傈僳族当代文学散文发展

　　傈僳族散文创作的人数很少，而且不是专事散文创作，比起诗歌、小说来，作者人数和作品都更少，题材也相对狭窄。

　　杨泽文的散文集《卑微者最先醒来》以他生活的家乡为背景，书写温暖的亲情，用优美的文笔、温暖的文字为人们构筑了一个桃花盛开、花香满径、鸟鸣蜂飞的民间“桃花源”。袁绍坤的散文集《峡谷风物》可以说是一部关于怒江的旅游手册和游记，作家用纪实的手法，把他眼中美丽的怒江风景尽情抒写出来，让读者对怒江产生向往。杨世祥的散文集《木楞房之恋》向读者传达了傈僳族的文化以及风土人情，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自信自尊以及优秀的传统文化。不过问题也较为明显，傈僳族散文创作的题材过于局限，缺乏时代感，很难令读者产生共鸣。

　　从全国视域来观照，傈僳族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主要存在四点问题。

　　一是整体发展过于迟缓，文学人才缺乏。从上世纪20年代第一位诗人产生至今，傈僳族作家不足20人，在灿若星河的当代作家中，犹如大海和水滴之关系。至“80后”则没有新作家产生，有后继无人之感。

　　二是傈僳族当代女作家的发展明显滞后。随着社会发展，女性地位日益提高，在倡导男女平等的21世纪，全国女作家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而傈僳族当代女作家仅有一位，作品较少，影响力微乎其微。

　　三是文学作品质量参差不齐。能在省级、国家级刊物发表作品的傈僳族作家数量极少，很多作家只能在内刊和地方小刊物发表，获国家级奖项“骏马奖”的只有2人，导致傈僳族作家在省内外影响力较小。

　　四是文学视野和高度的欠缺，限制了其作品质量的提升。由于傈僳族作家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生活在边远的怒江，导致写诗歌的人数相对较多，较难的文体如散文、小说、文学评论发展缓慢滞后，创作内容和题材也相对狭窄。

　　针对以上傈僳族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希望傈僳族文学发展能更上一层楼，赶上全国文学发展的步伐。一是加强对傈僳族作家的扶持力度，特别是注重对年轻作家和女性作家的培养和扶持，设立专门的文学创作扶持机构，培养专业的各文体作家；二是通过多种“走出去”的方式，开阔作家的文学视野，推动作家深入生活、提高修养，把握时代的面貌和脉搏；三是鼓励多种题材和内容的创作，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和想象力。